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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當重大的社會事件發生時，如果有應該負責的人，社會上有某些人會習慣性將這個人與他的所屬團體歸為同類，並且要求這個團體為他負責或是道歉，甚至一竿子把這個團體的所有成員與這個人的惡劣行為連結在一起。

舉例來說，當鄭捷隨機殺人事件發生後，有部分人要求東海大學出來負責，也有些人要求父母出來面對。而當陳皓揚虐殺大橘子的時候，也有憤怒的群眾要求台灣大學必須道歉，並且開除陳姓學生的學籍。或者是，這一次海軍陸戰隊士兵虐殺小狗事件。所謂的保護動物人士先是要求國防部長道歉，還有部分人到士兵老家噴漆抗議，儼然士兵虐殺小白成為動搖國本的事件，而國防部就是這件事情的罪魁禍首。

然而，這樣的連結是否適當？恐怕是相當值得商榷的推論。就刑法而言，都是個人（行為人）責任，古代的「一人犯法，株連九族」早就已經不是處罰的主流，畢竟行為的人並不是其他人，處罰怎麼會由其他人承擔？所以，當我們要求父母要為孩子的行為負責，如果孩子未成年，依法會有民事的連帶賠償責任；但如果孩子已經成年，我們並不會要求父母要負責孩子的行為，畢竟一個孩子的成長有諸多原因影響，但是最後下決定，並且進一步行為的人還是自己，不會是其他人。至於刑事責任 就更明確了，除非教唆或幫助，法院不可能會要求行為人以外的人負責，畢竟最後決定要下手的人，就是那個應該處以刑罰的人。

一個人之所以會犯罪，或有違反社會秩序的行為，縱然有再多的社會成因、家庭結構，我們要求這個人的所屬團體負責，到底憑什麼？

不論是鄭捷或陳皓揚，他們的品格或人格養成，並不是大學應該負「所有」責任的，遑論有多少大學有認真的進行品格教育，即使有，這些「孩子」都已經接近或已經二十歲，幾堂課又能改變誰？大學的心理輔導中心，又真的能發現多少學生需要幫忙？即便談到家庭環境，如果這個人已經屆滿二十歲，我們要求父母出來面對，又是憑什麼？

如果談到工作場所，那就會更「有趣」。這個人剛好在某個單位或公司工作，然後因為他的個人行為，而不是工作上的表現，讓「社會震驚」，然後民眾就要公司的負責人出來道歉，甚至要逾越法律的要求，開除這個人，乃至於承認自己沒有「管教」好。 如果沒有滿足部分民眾的需求，他們就會蛋洗這個公司或是對犯錯者的父母家噴漆。

為什麼？難道除了公事之外，公司或部隊就是還得該「管教」這個成年人的生活品格？而這個人的原生家庭，也應該要負責成年以後的所作所為？

進一步來看，可能就更難理解某些人「義憤填膺」，而去蛋洗或是攻擊犯罪者及其他親友時，他們的出發點何在？為什麼當重大社會事件發生後，部分人就會去包圍警察局、毆打嫌犯、攻擊家屬？這些行為代表的意義，是自己很英勇、正義，還是只是為了宣洩自己的情緒，然後剛好挑選的對象代表他所認定的邪惡，所以就這麼肆無忌憚、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的攻擊對方，不論這件事情是否應該交由司法處理，或者不應該波及其他人。

或許，這就是台灣社會應該思考的問題。如果這些人可以如此宣稱自己是「正義」的一方，替天行道、斬妖除魔，那麼我們或許離真正的正義還很遠，而且，這不叫私法正義，也不是司法體制失靈的結果，這些人與原本他們想討伐的對象，其實本質相距不遠，都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