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gliin

中國人有天賦，又勤奮，可是為什麼世界一流大學開始不愛招中國學生了？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分析了個中原因。在他看來，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必須改變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把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重點放在“做人”的通識與思辨訓練上；另一方面要走出儒家名分等級秩序的文化製約，不能再把“順從聽話”機器人作為我們的楷模。

最近，兩件事再次引發了我對中國教育的擔憂。
 
　　一是，前不久跟一位美國名牌大學金融教授談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他說他們今後可能不再招收中國博士研究生了。
 
這不是種族歧視問題，他自己也是中國人，而是因為過去多年的中國學生，開始學習成績都好，後來做博士論文研究時雖然未必突出，但還可以，可是等到畢業上學術市場找教職崗位時，表現都不好，沒辦法找到一流大學教職。所以，他們不想再浪費時間培養中國學生了。
 
　　實際上，不只是他們大學有這個打算，我所在的耶魯和其他大學，也討論過同樣的問題。雖然我們沒有決定完全停招中國學生，但從那以後，就有意識地少招或者偶爾不招。
 
以2015年為例，美國的前30名金融系畢業的博士中，來自中國的不少，但找教職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學院，那個大學當然不錯，可是，這麼多中國博士生中沒有一個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系招聘。
 
　　由於這些博士都畢業於頂尖金融院系，這一結果很讓人失望，各學校投入的資源和教授精力那麼多，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
 
　　二是，在美國金融和矽谷高科技行業中，印度裔高管遠超華裔。
 
　　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軟、Adobe、軟銀、花旗集團等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在這種級別的美國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個中國人CEO。公司副總裁一級的印度人就更多了。
 
　　而且，不只是美國企業界里中國人和印度人的反差這麼大，在大學裡也如此。比如，幾年前美國主要商學院[微博]中，有12個在選拔招聘商學院院長，其中有10個給了印度裔聘書，沒有一個給中國裔。儘管後來一些印度裔謝絕了，但這本身也反映出中國和印度之間在教育、文化上的差距。
 
　　中國人天賦好，又聰明勤奮，但為什麼結果會如此令人失望，跟美國、印度和其他國家的人差別那麼大呢？答案主要在兩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國父母對子女的養育方式；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壞在我們推崇的“順從聽話”和孝道文化上，這些文化烙印實際上是中國人一輩子的包袱，走到哪裡都無法丟掉，到哪裡都吃虧。
 
　　先談教育
 
　　我在大學教書至今26年，見過的學生也算不少，其中兩個故事讓我難以忘記。
 
　　故事一：
 
張三(匿名)出生於國內某大城市，高中畢業輕鬆考上北大清華[微博]這樣的國內頂尖名校，等他到耶魯讀博士時，哪怕再難的數理經濟模型對他來說都太容易。在我的博士生課堂上，他毫無疑問一直是最優秀的，即使在耶魯這樣的世界各地天才匯聚的地方，他的聰明才華照樣遙遙領先。
 
可是，兩年後的一天，正當他全力以赴深入做研究而且已經有出色成果的時候，張三找我私聊，說他在考慮是否退學回國去做PE投資基金，因為他父母好友願意出資5000萬美元由他去負責管理，機會難得。
 
　　震驚之餘，我問他：“你的天賦如此出色，我一直認為你最有希望出類拔萃，出一流學術成就。告訴我，你是否真的對學術研究、學術生涯有興趣、有激情？”
 
多年的經歷讓我清楚，一個人如果對他從事的工作沒興趣、無激情，尤其當他做的是學術研究時，那麼，要他做好、要他做出別人想不到的創造性成績​​，那等於是趕鴨子上架，難！每天做自己沒興趣的事情，只會是應付，不會鑽進去的，那樣他自己也會痛苦、很累。
 
張三回答說：“對學術研究談不上有興趣。我可以做，也可以寫學術論文，但這不是我的興趣與激情所在。”這下好了，我跟同事原來期許厚望的博士生，對我們的專業也就是如此。我接著問他：“那你為什麼要申請金融博士研究生呢？”他的回答不奇怪：“因為父母要我這樣做，而且看到其他同學都這樣做。”
 
　　故事二：
 
　　第二個故事更具戲劇性。這回是國內頂尖大學的經濟史博士生，到耶魯來訪問一年。我原以為他對經濟史這麼投入，正好也可以協助我收集史料、研究一些經濟史話題。
 
　　到耶魯後，他無比興奮：要選修15門耶魯戲劇學院的表演課程！耶魯戲劇學院是世界一流，機會難得可以理解，只是我們沒有學生會一個學期選五六門以上課程。看到他對錶演這麼有激情，知道他實際上對經濟史和經濟學沒太多熱情，所以，我沒有阻止他去戲劇學院上課。
 
　　他那一年把耶魯戲劇學院的所有表演課都上完，很是興奮，那些表演系老師對他評價也非常高，覺得他真有表演天賦和激情。後來，我問：“很顯然，你的激情在戲劇和表演。你在國內上大學、讀研究生怎麼沒有申請藝術學院呢？” 答：“我父母不讓呀。他們要我學經濟學，好找工作！”
 
　　這麼多年教過的中國學生中，真正因為自己喜歡而研讀經濟學、金融學的是極少數，絕大多數是因為父母的壓力和安排。既然他們都不是因為自己真實的興趣而為，出現上面我們談到的，那麼多讀金融博士、經濟學博士的中國學生最後在職場上表現一般甚至較差，就不足為奇。趕鴨子也許可以上架，但上不了高架的。
 
　　中國父母都關心子女教育，即使沒有百分之百的“望子成龍”，也想兒女去盡可能好的學校，將來有一份好的職業與收入，能夠一輩子過上幸福的生活。所以，就有了眾多中國父母起早摸黑，不分周中週末，一年到頭為了子女上學的事情奔波，甚至常年離開丈夫、家人和朋友到外地或國外陪子女上學。
 
也為了讓子女上“最好”的學校，經常想盡辦法找關係、開後門，使用所有能想到的招法，就是為了子女能得到“最好的教育”，為了不讓子女“輸在起跑線上”！在專業方面，都傾向於要求甚至不惜逼迫子女學金融這樣光鮮的專業，或者學會計這樣容易找工作的實用專業。
 
　　可是，很多父母可能從來沒有問過，更沒有想過“什麼是最好的學校”“什麼是最好的教育”。學過優化理論的人都知道，“好”“不好”“較好”“最好”這些價值判斷都只能是相對的，必須首先搞清楚的是“相對於誰”“相對於什麼” ，因為不存在沒有度量指標、沒有參照系的“好”和“最好”。
 
於是，在不問不想的情況下，往往是根據父母自己認為“好”的標準去選擇“最好”的學校和專業，等於讓子女去過一種父母認為好但子女自己未必認為好的職業和生活。有時候，這實際上是迫使子女去實現父母自己沒有能實現的專業夢。
 
　　或者，就是一窩蜂隨大流，去追求大家都認為最好的哈佛、耶魯或者北大、清華。如果你問他們“為什麼哈佛耶魯好、北大清華好”時，他們也說不上來。
 
　　好與不好，只有基於子女的個人興趣、偏好、個性和天賦才有意義。(女朋友也是)
 
否則，不僅沒有意義，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賦與人才的浪費，結果只會是子女學習、工作沒有熱情，無精打采，每天因為在做自己沒有感覺的學習或工作而特別累，而且會時常抱怨，對生活、工作失去興趣。
 
　　父母也會覺得難受，因為他們盡了那麼大的力，陪讀那麼多年，花了那麼多錢，找了那麼多人情關係，到最後也沒有見到子女有出息！
 
而對於社會，這同樣是最糟糕的局面，因為如果多數甚至所有家庭都這樣不顧子女興趣去選擇學校和職業，結果會是，社會中的各項工作都是那些對此並沒有興趣、更談不上熱情的人在做，這不僅導致人力資源的整體浪費，而且各項事業都無法做好，更不會有突出的創新。
 
在任何社會中，人才資源是各項資源中最為重要的，因此，把每個人的興趣和天賦跟其專業盡量配置得一致，是整個經濟中最為關鍵的一部分，也是決定一個國家整體資源配置效率的最關鍵因素。
 
我們想像一下：一個社會中，每個人都在做自己並沒有興趣但為了養家糊口又不得不做的事，而且每件工作都是由那些並沒有興趣的人在做；在另一個社會裡，每個人都選擇做自己有激情的事情，而且每份工作都是由對其有興趣的人在做。那麼，這兩個社會中，哪個社會的整體幸福感更高、效率和創造力也更高呢？
 
　　答案顯然是後者。這就是中國社會和美國社會的差別，這些差別表現在子女的學校選擇、專業選擇、職業選擇、工作選擇和婚姻對象選擇上。
 
　　經常有朋友諮詢子女教育的事情，一個普遍的說法是：“我就想女兒讀完大學，立即讀研究生，拿到碩士博士學位、完成學習任務後，再去工作、結婚成家。”
 
我就問：“為什麼非要有讀碩士、博士的任務呢？為什麼不能大學畢業後先工作幾年，讓他比較一下工作和讀書的差別，感受一下自己到底喜歡工作還是學習，喜歡什麼專業、什麼工作呢？”
 
　　他們當然沒有想過“為什麼要讀碩士博士”的問題，因為他們覺得反正大家都要子女讀研究生，所以理所當然自己的孩子也要讀。他們沒想到也許自己的子女根本就不適合讀研究生，也可能對學術和讀書沒任何興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要他們去讀書，對子女是勞命，對父母是傷財，對社會是浪費資源。
 
這些朋友就說：“萬一他去工作後不再想回學校讀書了，那不就不好了嗎？”我說：“如果是那樣，那就更說明大學畢業後先工作是對的！否則，他們會浪費那麼多青春在自己不喜歡的事情上！”
 
　　在物質產能過剩、物質這麼豐富的今天，溫飽不再是個問題。父母可以給子女最重要的禮物是給他們提供經濟條件，讓他們追求自己的興趣、選自己有激情的事業。把自己的喜好強加給子女的父母顯得太自私、太不尊重子女，這包括學校、專業、工作和婚姻戀愛。
 
　　不同文化背景
 
　　導致了中國人和印度人的不同表現
 
　　職業和做人
 
　　下面這個故事很流行：一家​​矽谷公司招來三個實習生，分別是中國人、印度人和美國人。美國實習生只求把事情做完就好，一到下班立馬走人。他對一些問題儘管一知半解但也能侃侃而談，一分鐘可以講完的問題，能講五分鐘。中國實習生很努力，活干得最多最好，但不愛多說話。
 
　　印度實習生工作做得沒有中國實習生精細，但也不差。雖然講話帶有口音，但最愛發問，擅長表達自己。在實習期間，學到東西最多的是中國實習生，但是，最後人們最能記住的是那位印度學生。
 
這個故事當然是中國人喜歡講的，因為中國人看重“硬本事”、看輕“軟本事”；按照這種我們熟悉的價值觀，這個故事實際是想抬高中國人、貶低印度人，也包括貶低美國人，很符合中國人的口味。
 
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裡，因為我們這種看重“硬本事”的文化取向造就了中國人只能幹苦力活、不能像印度人那樣在矽谷和美國大學等領域成為領袖人物；也正因為美國和印度社會既看重“硬本事”也看重“軟本事”，所以，反饋到文化和教育領域，就變成了不只是要強調數理化，也要強調人文社會科學，在判斷人才時不只是看他的硬技能，也看他的表達能力、溝通能力，看他是否是一個風趣的人。
 
　　比較極端的是，不少中國父母在子女好不容易到美國大學讀書後，又偏偏要他們花大學四年學會計，這的確是“硬技術”，對找工作最便利。但是，他們沒有想到，實際上中國會計規則跟美國不完全相同，學完美國會計規則，到了國內還要補課才能做會計。而且像會計這種職業性這麼強的專業，根本不需要到美國大學去花錢學四年，在國內的技校就可以學到，然後在國內考會計資格，那樣既省錢又更實用。
 
　　這些朋友說，他們擔心子女畢業後不好找工作，會計好找工作。如果是這樣，國內技校不是更好嗎？而且，退一步講，如果只是為了找工作，麥當勞不是有很多工作機會嗎？
 
　　實際上，這里關鍵還是在於對“教育”的理解和認識問題。教育有兩項主要功能：一是為了職業，一是為了做人，尤其是為了做一個有意思、有趣味、有意義的人。職業培養是為了飯碗，而“做人”的教育是為了讓人不只是職業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做人。
 
　　許多朋友一聽到自己子女想學歷史、文學、藝術，或者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就很生氣，認為這些“軟本事”沒任何用，不便於找工作，等等。但是，他們不知道，這些“軟本事”恰恰是使一個人更加有意思、有趣味的基礎。
 
　　世界需要有“硬本事”的人，但世界是由那些能說會道、知識淵博的人領導的。即使我們走出企業領導、政府領導階層，在社會生活中，那些除了職業以外還了解我們歷史、社會、政治和經濟是怎麼來的人也是更加有趣的人，同時更可能是社會中的成功人士。
 
　　隨著互聯網資源的豐富膨脹，各類專業技術通過谷歌隨時隨地可以查到，獲得“硬本事”的方式可以是技校、大學，也可以是通過上網就行。所以，“硬本事”的相對價值在降低。但，全球一體化的社會對於軟知識、軟本事的需求比以前大增。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中國人不在“軟本事​​”方面追趕美國和印度，我們可能只能繼續以苦力活、以低利潤活為主，而高利潤、高收入的工作則繼續由美國和印度人控制。
 
　　就每個人的生活而言，從幼兒園到小學、中學和大學都應該強化通識教育，也是為了讓自己能一輩子活到老幸福到老。通識教育不僅能讓一個人增加“軟本事”，而且還會讓你接觸了解各種不同學科領域的知識與研究，激發你方方面面的好奇心和興趣。
 
一旦你對許多東西有好奇和興趣後，一輩子中的不同時段總會有讓你感興趣、讓你激動的追求和話題，不會過得枯燥，而會充實生命中每個階段的生活內容，最大化一輩子的幸福感。
 
　　中國文化鼓勵“聽話”和“順從”
 
　　也談文化
 
　　之所以中國人跟美國人、印度人的差別這麼大，也當然跟中庸和孝道文化緊密相關。在中國長大的過程中，父母等周邊的人都教你“乖乖聽話”、聽長輩的話。不管走到哪裡，只要見到比自己年長的，都要小聲講話，要順從聽話，不能挑戰長者和權威的言論。
 
正因為從出生開始，二三十年之內，周邊大多數人都比自己年長，都是自己必須要順從聽話的對象，所以，每個人在成長的二三十年裡都會被馴化得乖乖的，沒機會鍛煉講話辯論。長大後即使想學習辯論、學習作報告演講技巧，也很難改變從小被迫養成的“聽話不作聲”習慣。
 
　　在中國，別人說“你的孩子好聽話”是對你子女的表揚，父母也會因此而欣慰。而我在美國生活的30年裡，從來沒有聽到美國人以這種話去誇獎人家孩子的，因為美國人會認為“聽話”“順從”是貶義，是沒有個性的表現，因此，沒有人願意被這樣評價的。
 
　　由於三綱五常，長輩、年齡是中國社會名分等級秩序的最重要組織維度，這種等級秩序壓制個性的表達，使我們長大後本能地安靜、講話謹慎又謹慎。美國社會是另一極端，沒有鮮明的基於年齡、長幼的等級秩序，大家以理服人，而非以年齡大小壓人，所以，就更加促長美國人辯論能力、表達能力的發展。
 
印度則是介於中國和美國之間，他們對長輩也會敬重，但不像中國社會那麼絕對，再加上印度被英國殖民統治100多年，多少也淡化了印度人對長者的順從程度，不再像原來那麼論年齡，而是更加講理，以理服人。這些文化特點是上面三個矽谷實習生故事背後的重要原因。
 
　　中庸邏輯要求你不能聲張，不能過多表達自己，什麼都要適度。即使是講道理、辯論，也不要那麼認真，那麼“打破沙鍋問到底”，什麼事情“差不多”就行了。這種文化熏陶出來的人，當然傾向於不會表達，即使表達或者爭辯，也不會太認真，否則，內心會感到不自在，會內疚。
 
　　再加上這些年在中國，許多做母親的不知道溺愛會害了孩子，讓自己孩子永遠長不大。比如，在我原來任教的一個大學裡，一位中國教授已經30歲出頭，沒有結婚成家。儘管他已經拿到終身教授職位，但還是不成熟，因為他母親還是每天跟著他、盯著管著他的一舉一動，結果她兒子就沒機會長大成人。
 
根據六年前我女兒用的一本美國中學教材的一些研究估算，中國大學生的成熟度平均比美國同齡人要低3.5年左右，原因就在於儒家文化和中國父母育子方式，在該放手的時候不能放手讓孩子獨立。
 
　　而成熟度跟領導力又高度關聯，沒有成熟就無法有領導力，就難以競爭谷歌、微軟、花旗等公司的CEO崗位。
 
　　許多人在解釋為什麼中國學生在美國不能更成功、中國人不如印度人那麼突出的時候，都喜歡以中國人英語差、印度人英語好作為主要理由。
 
語言當然是中國人的弱項，但實際上更根本的原因不是語言，而是儒家的名分等級秩序，這個秩序使我們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被持續不斷地壓抑，任何有個性的表達和質疑都會招致重罰，以至於等我們長大成型時，我們每個人都成了只會做事、不會作聲的人，只有乾苦力的“硬本事”，沒有“軟本事”。
 
今天的世界已經高度一體化了，為了讓我們的後代有機會在國際競爭中更能勝出，一方面必須改變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把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重點放在“做人”的通識與思辨訓練上；另一方面要走出儒家名分等級秩序的文化制約，不能再把“順從聽話”機器人作為我們的楷模。
 
　　陳志武：經濟學家，耶魯大學終身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專業領域為股票、債券、期貨和期權市場以及宏觀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