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gliin

這是我今年我回高雄，借的一本我覺得很棒的書, 讓我雖然2天都關在家裡, 但最後回想還是很值得, 因為意外的看到這一本書。

裡面我的偶像蔡英文, 她讓我深深地覺得我還有很多事可以成長, 努力, 改進及茁壯。

加油, JEFF, 若要為這社會多一份的貢獻, 就要有多一份的能力及甘願, 蔡英文就是擁有這份能力以及甘願, 而這些東西無意間就成了一個帶領社會向上的價值

這份貢獻的心, 這份價值, 會讓國家民主、民進黨、民進黨支持者及我  都會更加的跟隨你, 我知道若沒有意外的話, 妳就是我們台灣下一任的總統。

其中, 我很愛的是這段

記得在一次選舉勝利後，有個年輕人跑來跟我講：「主席，我們都不知道，原來『軟軟的』也有票。」

哈哈, 我要加強的是, 『軟軟的』,以耐心及柔軟之心, 來面對一切的困難以及痛苦。

最後, 我想說跟主席說的是 「 主席，我都不知道，原來 『軟軟的』也有女朋友。」

噗, 這是今年的 新年新希望唷, 加油, 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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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力是文化的敲門磚

學習美國文化的經驗與心得，也讓我後來到英國念博士時，靠著觀察力和同理心，很快就適應了英國的社會與文化。這對一般到英國念書的台灣留學生來說並不容易，因為美國人的作風比較直接，並且重視誠實與坦白，許多事情都可以攤開來講；但英國人卻是另一種文化。

相對於美國人，英國人比較冷。美國人雖然不見得講心裡話，但一般在表面上比較熱絡，而英國人連這一層都省略了，所以外國人很容易覺得英國人冷漠、不熱情；但英國人處理事情的態度又比較細緻，和美國人很不同。

所以和英國人相處，需要更細緻的觀察與感受力。他們話往往只講到一半，可能交談完畢後，還是摸不著他們的心意。而像美國人什麼話都攤開講的作風，在英國可能會被視為缺乏文化與教養。因此在英國，往往你講話只能講到一定程度，你問問題也只能問到一定程度。

和英國人相處的經驗，對我日後工作的幫助很大。回到台灣後，在擔任政府對外的國際談判顧問的十多年歲月當中，我所受的西方文化洗禮，可說完全派上用場。

因為在談判的過程中，雖然經貿的利益是主要的戰爭，但其中文化的因素也很重要。如果你能夠了解談判對手的文化背景，就能夠產生同理心，了解對方的堅持或談判陷入膠著的因素，如此也比較容易判斷對方的下一步動作，或者比較容易產生共識而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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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欲則剛的政治菜鳥

我想, 自己和一般政治人物最大的差別，就是我並未想從政治上為自己得到什麼。一般人這麼說，大概都會招來做作、假清高、虛偽的批評，但因為我不是，所以我也不怕人家批評。

我不敢說自己亳無欲望，但我的欲望很低，除了競選新北市市長和總統的選舉我真的很想贏之外，我很少有成就自己的強烈企圖。我的兄姐也都是低調、平實的人，對金錢、事業都沒有什麼野心。這也許是因為父母的教養，加上他們提供子女一個相對優渥的環境，讓我們可以比較從容自在地度過自己的人生。

我並不認為任何事非我不可，說實在話，從擔任陸委會主委開始，我就將辭職當成了常設選項，做好隨時為政策或選舉成敗負責而辭職下台的準備。因為我對於職位的不忮不求，所以我很有骨氣敢向長官說「不」，拒絕長官的「提拔」。

也就因為如此，我不須推卸責任。對我來說，該負的責任就去負，自己犯了錯或表現未達預期，就為政策負責下台一鞠躬。該做的事我會去做，該堅持的我會堅持，不會因為別人說了什麼話而影響我的決定。

政治人物通常會靈活地看政治風向，再來趨吉避凶一番，好事往身上攬，壞事避之唯恐不及，不慎被媒體堵到，就躲躲閃閃，或抛出一些場面話，或是把責任推給別人。

如果要從會不會閃躲政治風險，來判斷一個政治人物是否夠『圓熟』，那我承認自己屬於『青澀』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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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中的邏輯

講到談判，邏輯是一個重點，確實，邏輯是談判者重要的素質，邏輯不好的人，在談判中想要占上風相當困難，尤其是高層次的談判。談判就是「講道理」。一件事情，因為所處角度不同，各有有的道理，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身為文明人，大家就坐下來講講道理。試想，如果你邏輯不行，前言不對後語，自相矛盾，自己都尷尬，又如何去說服他人。

任何觀念或事情，都可以把它拆成好幾個構成要件。而邏輯就是拆解和重組的能力。一件事，把它拆成不同的構成要件，然後再把它重新組織起來，就可以看出每個人的邏輯好不好。

如果在談判的過程中，用對方的邏輯來應對、回答，他就可以一直問下去，不啻給自己找麻煩。如果你在原來的組成裡找不出答案，就把它拆掉，再重新組合，用自己的邏輯另闢蹊徑，經常可以殺出另一條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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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找到大家接受的方案

從比較積極的角度來講，談判是一群人共同去找一個答案的過程，雖然大家可能各有立場，但必須要找彼此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因此談判並不需要雙方互相為難，而是不管你什麼立場，大家要在對方可以接受，我方可以承受的範圍，找到解決方式。在談判的過程中，如果碰到彼此之間相持不下的僵局，就需要求取平衡，拉近雙方之間的鴻溝。

因為談判並不像是訴訟，非要爭個輸贏不可，它是可以雙贏的局面，只要找到對的方法，我的信念很簡單，只要你有耐心，再困難的事情，都可以坐下來慢慢的談，都會找到答案。
我也相信這旬諺語：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有志者，事竟成。

不要急著做決定，耐心等待最好的時機，這些都是我從談判桌上學到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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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壓力下做決定

我在談判桌上學到的另一個重要原則，就是絕對不要在壓力下倉促做決定，也不要讓別人看出你正在承受壓力，在壓力下倉促做的決定通常是錯的，一個慎重的指揮官不會在敵情不明的情況下就下令部隊攻擊。

下決定不能一味求早、求快，而是要等待條件成熟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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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個領導人, 辦識方向和堅定帶領大家前進的能力很重要

我剛擔任民進黨主席時, 雖然是臨危受命, 但批評也不少, 最常聽到的批評是『太軟弱』還有『被派系挾持』。這聽到耳裡可不怎麼舒服，但我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什麼，我必須堅持下去

嫌我『軟弱』的人，有一部分是陳前總統的支持者，希望我能採取【不論如何，挺扁到底】的立場，有一部分的人就是獨派的大老，他們要我明確表態支持台灣獨立的立場，並且拉高對馬政府的批判分貝。

記得有一次，參加一些獨派大老的餐會。大家輪流訓話，大意是嫌我太軟弱、不夠強硬等，叫我要硬起來。但我既沒回嗆，更不會反唇相譏。我只是保持安靜。

我的身段柔軟到令他們驚訝，有些人看不懂了「奇怪!怎麼一個當政務官時這麼強勢的人，當了政黨領導人之後，一下子就變得那麼柔軟?」有人猜測我是不是被欺負太慘，怕到了。來自外界的猜疑聲當然更多。有人為我打抱不平地說：「主席，這樣還能忍得住嗎?」我笑笑，繼續忍氣吞聲。

我當然知道, 這些聲音只是心急。最重要的是，在黨最脆弱的時候，我必須認清對黨最有利的方式是什麼。當民進黨的社會支持度跌落谷底時，對外的強硬態度或許會排解內部的焦慮，卻不是找回社會支持的最好方式。

在漫長的談判歲月中，我早就學到，在情緒最高峰時出來和人爭論或放話，不但容易流於意氣用事，而且幾乎都會失去準頭，言語或手段常會過激，過程中就很容易有人受傷。所以我必須撐住那個情緒的高點，然後等外面的聲音降低，回歸到情緒比較平穩、平靜的狀態時，再出來跟他們說：「好啦！你講完了；請再想想，我講的是不是更好!」

後來我領軍打了一連串的勝仗，支持者的信心逐漸回來了，原來嫌我軟弱的人，他們的態度也漸漸轉變。記得在一次選舉勝利後，有個年輕人跑來跟我講：「主席，我們都不知道，原來『軟軟的』也有票。」

軟弱不是人家說了算，要看你的內心是否有恐懼，恐懼才會變成軟弱。而我沒有什麼好恐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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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人該做的事

我覺得，做一個領導人的感覺和陪人家開車是一樣的。因為你要讓一個人成長，就必須引導他方向，但又要放手讓他學習，承擔他在成長過程中會產生的風險，永遠跟他站在一起。

1. 管理不確定因素

如何將不確定的因素納入管理，一直是現代的管理科學中重要的一環，也是一種風險管理，需要專業的知識。如果經過專業的處理，將不確定因素縮到最小，正確程度會提高，成功的機會就會大增。這才是一種負責任的表現。(專業的計算能力；多算勝，少算敗)

2. 扛起掌舵的責任(承擔風險)

3. 放手將責任交付屬下

從事政治，你要有處理政治風險的能力，以及承擔政治風險的魄力。

4. 眼光看向未來

領導人要看得比別人更長遠，當大家把眼光聚焦在眼前的難題時，你要想著未來。
如果只顧眼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往往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反而製造了更多問題，把問題留給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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